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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入冬之后，淮南尤其是寿春的氛围较之往年多有不如，最明显的一点便是往来客旅变少，不要说比之去年中原大捷之后那繁忙景象，甚至较之前两年都差了许多。

    造成这种现象，原因自然有多方面的。比较乐观的一个理由是，淮南的发展已经达到一个临界点，经过往年不遗余力的铺设商路、吸引客商，大凡有实力能够跨境北上淮南经商的时人，差不多都有来此行商的经历。

    这过程中自然有赢有亏，有的被淘汰出局，有的则逐渐壮大。而因此得利的那一部分，在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那一波招商浪潮中也多数由行商转为坐贾，在淮南当地置办了不菲的产业，俨然已经便成了本地人。

    还有就是淮南商运模式的成熟，晚春一直到入秋这几个月的时间里，因为水路运输的便捷旺盛，成为一个繁荣的运输并储货期。而秋日之后，运输成本便陡翻数倍，加上淮南当地储货亮惊人，基本能够满足市场所需，即便耗时耗力运来货品，也难获得丰厚的回报。

    而且经过有一年的发展与积淀，淮南都督府治下已经具有了相当扎实的自给能力，今年向外开具的订单甚至不足去年的三分之一。

    加上淮北豫州、兖州等几郡已经从去年的沦陷区转为都督府治土，那些原本作为买家的乡宗们也享受到都督府政令关照，自然不需要再大量采购。

    如此便造成了官方与民间两个市场都有不同程度的萎缩，所以今年的市面自然便显得尤其萧条。用沈哲子一句话来总结就是，时代的机会窗口已经逐渐合拢，类似往年那种以小博大的黄金机会已经越来越少。

    当然沈哲子自己也清楚，行商突然陷入一个低潮期，也与都督府政令的改变有关。往年为了吸引江东人力物货的北输，都督府在管理方面可谓是极为粗放，除了对少量禁品管控严格之外，其他方面几乎没有更大的约束。

    尤其在行商最为重要的运输通道和运费方面，都督府所提供的便利和保障可以说是此前历代、包括一些割据政权在内都不具备的优厚。

    可是在今年上半年开始，都督府在这方面的管制便日渐严格起来。比如去年直接引发合肥事变的私运事件，今年成了重点打击的行为。

    尽管去年都督府通过对那豫章罗氏的处罚已经彰显出态度，但人为财死，这种近乎白捡的收入又有多少人能克制得住？

    随着江东朝廷与淮南都督府关系日渐严峻，在地方上的钳制也变大，通过重点惩处这一部分商贾来打击淮南都督府威望。所以有相当一部分商贾都因此一类的原因而货品被没收，人员被监押，损失惨重。

    去年合肥事变，沈哲子有不得不发作的理由，但是今年，尽管明知道台中是存着打击报复的想法，沈哲子也不可能再将都督府权威滥用对这些明知故犯的商贾施加包庇。

    而且到了沈哲子目下的位置，也不得不从整体上考虑。往年那种贾事兴旺，是建立在江东多年积累、乏于交流的基础上。

    可是随着近年来的大规模南货北输，那些民间储备也渐渐要达到一个危险的临界点，一旦遭遇到什么天灾人祸，或许还要求助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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